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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的土纸文学及其装帧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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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最美的书”评委会每年都会评选“中国最美的书”,从《乐舞敦煌》到《黔县百工》,从《评论与被评论: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讨论》到《造化:中国设计》,都以纸张选择的与众不同,装帧设计的匠心独运而备受瞩目。

80年前,在抗战烽火蔓延的年代,由于主要造纸工业或毁于战火,或沦于敌手,即便迁往内地,也面临着原料匮乏的困境,加之物资短缺,优质纸张实行配给制度,在抗战的大后方,不得不以手工、半手工的方式生产纸张,并以此印制书籍,这类纸张被称为“土纸”。土纸是相对于近代常用的机器造纸而言的,其在选料、生产流程等方面,都承袭了中国传统的造纸方式,并有所损益。

土纸比道林纸粗糙、暗淡,书页上常常可见草木颗粒,比今天的粗报纸还粗糙。大后方的文学书,多以土纸印制,开创了一个“土纸文学”的年代。

土纸虽粗劣,但大后方的作家、艺术家仍希望通过装帧设计,尤其是封面设计,传达一种情绪与思想,寓内容于形式,让读者仅从封面,即可知其内容。通常是采用木刻工艺,或以漫画的形式,将抽象的文学主题转化成一幅生动的封面图案或插图。

徐迟译《托尔斯泰散文选》(1944年 美学出版社)以藏蓝色条框,构成一个十字形的一部分,十字正中的藏蓝色条带,通贯封面,上绘白胡老翁,面色沉郁严肃,皱纹深邃沧桑,当时的人,一眼可知此人是托尔斯泰。严肃的托尔斯泰头像,隐喻道德的严肃性。此书选取了散文三篇,《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》《〈克劳采奏鸣曲〉后记》《过一个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》,“给人的印象却是唠叨的劝规以及某些偏见”(姜德明:《托尔斯泰散文集》,收入《燕城杂记》)。封面的设计与内容,显然具有一致性,并以沉郁的藏青色调,渲染一种严肃的氛围。

王西彦《村野恋人》(1944年 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)则采用一种暖色调,封面最上方是良友公司显眼的标识“良友文学丛书”,封面主体采用了几何图案、剪纸与文字的错落设计。《村野恋人》是王西彦的长篇小说,讲述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里,两对青年庚虎和小金兰、金豹和虎妹的爱恋故事。暖色调寓意小说的爱情题材,右下角的小幅画作描绘的是一对乡村的男女青年,从女青年的姿势可知他们是恋人关系,刚好寓意“村野恋人”,旁衬的荷花,类似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、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暗示情欲。

抗战时期,大多数的土纸书籍,并没有精致的封面,尤其是社会科学类图书,只印有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等基本信息。部分书籍,有简单的几何装饰。为求美观,部分书籍只得以封面文字的变化,创造一种文字的韵律美,使暗淡的封面略显灵动。

如《巴尔扎克短篇集》(1942年 三户图书社),只在书名下方,印有稿纸式的红格。以黑、红色的强烈对比,突出书名与译者。《日内瓦之花》(1940年 生力学社)则毫无装饰图案,只以大一号的字体,强调书的内容。《从国史上所得的民族宝训》(1940年 新中国文化出版社)可以说代表了土纸装帧的简约风。这类装帧,多用于非文学的社科类图书,只需直截了当地告知读者信息,追求文字表达的准确性,而无需通过封面的设计,传达给读者某种情绪。当然,封面设计的简约与否还取决于成本、印刷条件等因素。

抗战胜利后,随着沦陷区的光复,造纸业的恢复,粗糙的土纸渐次被淘汰。但在某些偏远地区,土纸仍被继续使用。1958年到1960年期间也一度使用土纸印制书籍。

《开老百姓面》刊于1946年,是湖南湘乡人谭日峰论政文集。此时抗战已结束,但偏僻的湖南湘乡,仍以土纸印制书籍。封面采用漫画形式,绘出一名湘西百姓在两个持枪的官兵之间左右为难的窘境。书名为红色字体,百姓脚下也是一滩血,而人物则是冷色调的蓝色,冷暖色调的巨大反差,营造了一种压抑乃至恐怖的气氛,暗示着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。

今天,当纯手工大行其道之时,当东巴纸成为旅游纪念品,《黔县百工》备受爱惜之际,应当记得还有一个使用土纸的年代,一个不得不用土纸的年代,一个在粗糙的载体上创造了辉煌奇迹的年代。

(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)